自从200年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其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记录、研究、挑拣过，这些工作细致到了最惊人的程度。比如说，1804年7月19日，他在皮卡第（Picardie）比尼圣马克卢（Buigny-St-Maclou）附近的铁匠家停下，喝了杯加牛奶的咖啡，然后他分了些金币给惊讶喜悦的住户。为了这区区一件事，就有人写了一篇15页的论文。关于他的事实内容上极其精细，数量上多如牛毛，但它们并未导出对其人格、政策、动机乃至成就的一致结论。正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拿破仑未满30岁时，他的第一本传记就出版了。从那以后，关于他的争论成了长期传统，本书显然也是其组成部分。1817年，瑞士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吕兰·德·沙托维厄（Frédéric Lullin de Chateauvieux）写道：“像强烈的飓风一般，他扫清前进路上的僵化障碍，为民族铸就业绩——它们盖过统治了800年的哈布斯堡和统治了600年的波旁。”1818年，斯塔埃尔夫人死后出版的作品管拿破仑叫“没有礼貌、没有祖国、没有道德的雇佣兵，他是东方暴君、新阿提拉，只知道如何破坏与毁灭的士兵”。1808年，德意志最伟大的文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拿破仑会面，他说对方“永远处于开明状态”。拿破仑是摧毁者还是建设者？是解放者还是专制者？是政治家还是冒险家？“争论继续进行。”海尔之书的最后一句话如是说。在本书结尾，我希望读者能完全明白为何我用的标题是“拿破仑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