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瘟疫共時於史學家史奈德個人的生命經驗。 在新冠病毒席捲世界之前，他已經因肝臟感染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在管線之間、塑膠布帘之後，原本大手大腳以宏觀視角分析屠殺與戰爭的歷史學者，被扯入醫療系統的夾縫之間苟延殘喘。 史奈德的語言不再冷靜、自持，而以一種血肉之軀的憤怒為動力，向美國社會發問：連個人健康都無法保障的我們，有何自由的可能？ 我們究竟對自己的媒體、醫院做了什麼，又對自己的民主文化有何誤用，淪落至此？ 這場大病，讓宏觀的歷史學者轉向身體髮膚的微觀照見。 這場瘟疫，讓國家社會真正的病症無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