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无法回避，无法躲闪，每一次经过海湾村的村口，恰巧或是刻意，我都有一丝牵挂，一点牵绊，一阵茫然。
　　３年前，我在那里“卧底”采访了两个月。
　　３年来，我在村里结识的女伴们，那些另类婚姻的尝试者、实践者，我曾暗访过的那些“二奶”，无论是阿洁、阿月，还是阿金、阿银，除了“扶正”后搬迁至新居的佳佳之外，我都没有看到她们的命运有什么改变。在被港人包养的岁月里，她们的生活依旧，甚至愈来愈艰难，她们的容颜在期望新生活的等待中逐渐老去。
　　“二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多年来“只能做不能写”，对这一群体或个案，一直处于“封锁”状态。这是一个谁都知道存在，谁也说不清楚前因后果的男女结合的“怪胎”。我的卧底“二奶群落”的计划，酝酿了较长时间。我服务于大陆媒体的时候，老总们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到阳光下晒一晒，但也直率地告诉我，报社是不可能发“二奶”一类的长篇新闻报道的。后来，我转到《香港商报》工作，又一次蠢蠢欲动。我卧底“二奶群落”调查的夙愿，在报社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选择与香港米埔隔河相望的一个城中村，开始实施起来。
　　在2001年２、３月间，本书中近１／５的篇幅陆续见之于《香港商报》，以新闻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在深港两地，一个“包二奶”及“二奶群落”的冰山一角，终于浮出水面。一个或者讳莫如深，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遮遮掩掩，或者语焉不详的泛起的沉渣，终于连续地、较为集中地首次在媒体上“曝光”。对《香港商报》高层领导和记者同仁们对我的支持、关心和帮助，我一直心存感念。
　　那时，在《香港商报》连载的总题是《“二奶”生活全纪录——记者卧底窥视“违禁小说请删除”记录不幸女人“酸甜苦辣”》，据发行科员工说，当时商报的零售量是节节攀升的，对深港两地是有些触动的。但是，大陆读者对这一边缘群体依旧是不甚了了。2004年6月，《北京文学》刊发了约５万字的调查，题为《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新浪网、《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进行转载，将我的这次暗访活动旧话重提，引来诸多的社会关注。
　　我收到了多个电话和多封信件，向我了解、询问、探访“二奶群落”的诸多细节，更多的人则希望看到这部作品的全貌。
　　也就在这前后，在诸多报刊上“二奶”字样的眼球撞击率还是蛮高的。
　　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他在江西任职期间，我仰起脸采访过他，他“包”了个发廊妹当“二奶”。我是在上饶市长大的。去年8月26日，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身亡。今年7月4日，在江西省委全会上，正式通报了余小平严重违纪问题。《江西日报》报道说：余小平一直与一个1977年出生的女孩保持两性关系。其间，余小平将其调入南昌市工作，租了一套住房供其居住，并先后送给其现金8.5万元、有价票证1.03万元。还为其购置了价值2.78万元的家用电器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我的困惑是，如果刘芳仁不是贪污677万元巨款，余小平不是经济犯罪问题，他们包养“二奶”的劣迹会浮出水面吗？不会，只会当作风花雪月的故事在酒楼茶肆中悄悄地“吟唱”。所以，我认为，仅仅批评、指责“二奶”是不够的，也是不公正的。甚至，仅仅指责、批评刘芳仁一类的男人也是不够的。
　　我想，既然有读者需要，现实中的“二奶”也远没有绝迹，特别是社会中有“二奶”生存的土壤，我还是把旧作整理出来吧，让读者对深圳河畔的“二奶群落”尽可能有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目的还是举出个案，以期引起社会关注。
　　迄今为止，这是我暗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另类体验，也是颇具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一次深度新闻的挖掘。60天内，我假扮被人“抛弃”的大龄“二奶”，以此来吸引真正“二奶”们的眼球。我深入“二奶”人家、地下**场和地下麻将馆，甚至去“相亲”，陪怨妇去口岸“寻夫”，真正地和底层“二奶”们打成一片。她们剜开自己的伤口让我看，口无遮拦地讲述自己的辛酸故事，我博得了她们的信任，见证了“二奶群落”女人们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