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基本介绍：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唐末柳璨着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 史通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着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着。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着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写作背景：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史通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作者简介：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史通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意义：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